我国2007年的教训也应该记取。
这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國的经济分配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零和博弈现象。严重的贫富悬殊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结构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经过一连串中间过程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最后结果。
这本来应该分配给劳动者但却流向了少数人群的4.4万亿中，有多少是属于上述北京出租车行业的特许收益，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在中國，各类化公为私的技法虽然层出不穷，但大多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出笼的，以至于有人愤激而讥称：改革即分赃。抽去了正义，一个社会就从核心处被抽去凝聚力，被抽去了团结。在中國的政治现实中，很容易推论，任何财富流失都将最终传递给中國的弱势阶层。令人奇怪的是，当严重的不平等已经将中國社会锈蚀、离析到如此地步的时候，中國经济还可以高速增长20年甚至50年的高谈阔论却仍然在被四处传播，我们很难理解，这些中國奇迹的传教士们的信心究竟从何而来？ 进入专题： 财富 。
在中國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活动中，贱卖土地（几乎相当于白送），减免税收直至水电增容费用的免收，已经成为各地政府竞相使用的手段。在美国，在澳洲，来自中國大陆的神秘富豪在置业时一掷千金的故事早已不是什幺新闻。我之所以觉得奇怪，是因为我接受了这方面的教育。
但是相比一些提倡西方价值观的人而言，我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我确实是从数据，而且是中国自己的案例来推理。如果你认为我们中国国民素质不行，那你就应该提高国民素质，而不应该说不该更民主。这种策略令人遗憾的一点是：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与改革策略的一个方面——国有企业的改革毫无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在2004年、2005年时出现农工荒。
另外80%的原因是制度原因，使很多的东西没人去质疑，所以这么多错误的观念，多少年来大家都接受了。显然，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更有活力，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经济变革。
在这种体系下，烹饪的质量就会始终如一的差……抑制国内企业家，导致了FDI的增加，造成了这种特殊的政治成本，而这本是可以避免的。这种结论本身我觉得是没有数据支持的。从几个具体的方面来讲，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但是在中国的储蓄中，主要的储蓄是公司储蓄和政府储蓄，周小川曾经讲过，中国的银行储蓄中最大一块是居民储蓄，第二大是企业储蓄，政府储蓄比较少，但是政府储蓄增长率非常高，企业储蓄增长率也相当高，反倒是居民储蓄没什么增长。但三年前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总是去帮助中国的商学院培训教师，帮助它们提高教学，当然也很有意义，但是我想改变模式，去直接帮助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
两边都谈了之后，特别有意思的是，双方好像描述的是两个国家，虽然它们在同一个城市做同一个项目。1980年代之后的这些变化，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影响会非常深远，而且不是很快就能改变的。比如人民收入增长速度的降低，比如劳动力市场的问题。我希望利用这种方式，使中国和印度的中小企业能够接触一下管理知识。
现在奥巴马讲话从来不提GDP，他提的是就业。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是全球的模范生。
在书中他争辩说，中国大陆能够吸引来的高额的外商直接投资，其实正说明了中国经济和金融制度本身的缺陷。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计划生育。
在美国社会科学都是这样，说出来以后大家会觉得这里头很有意思：这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年说不出来。他的哥哥黄晶生从英语教师变成为投资银行家，现任贝恩资本中国区董事总经理。特色不足恃 经济观察报：现在很明显，在怎么看中国的问题上差异很大，一种观点认为它危机四伏，是泥足巨人。所以我对中国以后一年、两年的经济走势非常担忧。正面的话可以说我英文好，负面的话就是说不了解中国。我建立了一个很大的数据库，一直分析这个数据，我写上一本书时候从1980年代开始看，最近一直看到2008年和2009年第二季度的数据。
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我看来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股东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我看来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股东都是同一家。中国人不好争辩，在我看来文化可能是20%的原因，因为我也是中国人，我好争辩。
西方制度中有一个非常关键之处是让中央银行保持独立，从制度上就不让它去追求就业。这就给民营企业造成了政策上的空间。
中国居民受过这种创伤以后就变得非常谨慎。而我们的研究都是一些非常具体的东西，我们要更加仔细。
经济观察报：你不赞成 国情论？ 黄亚生：我知道中国很多人都说要走自己的路，但是不是别人走过的路就不能或不应走？哈佛大学有一个上世纪七十年代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经济学家，他提出一种理论叫后发者的优势。所以我可以用通货膨胀的恐惧——从负面来讲就是通货膨胀的恐惧，正面上来讲是搞社保，来降低人民自愿储蓄的积极性。1949年以前，中国小脚女人也是中国的特色，为什么中国政府就要选择去抛弃这种中国特色和中国文化？中国本身有这些东西，在我看来不足以构成应该维持它们的理由，它们也许是不合理的。第二，当时农村经济非常自由。
而理论上认为这是转型经济最重要的方面。全国各地的农村劳动力来到广东，广东的劳动力市场平白无故增加了一亿人，但工资却不可能增长这么快。
那时我还在哈佛商学院，哈佛商学院搞案例研究是很厉害的。比如中国政府愿意去修路，就解释罗斯福也去修路，实际上罗斯福当时除了修路之外还有很多工作，美国现在的很多制度，比如社会保险制度、医疗制度、银行风险控制制度，都是那时建立起来的。
后发者为什么会有优势？因为它可以少走冤枉路。即使你有很多很好的经济起飞的条件，但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自我改善的制度作为基础，也不见得就能经济起飞。
当然并不是一对一的相似，比如全球化之类，但有些差别不是国家与国家的差别，而是时代和时代的差别。我提倡市场经济，提倡私有产权，我并不是在讲英国，我是在讲温州。然后，国企重组创造出一个强大的利益群体。农村合作基金会从1993年开始受到大规模的限制，到1998年全部停止。
比如温州的模式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市场经济模式，但温州也是中国，它不是西方。但是我觉得，事实本身是不说话的，事实本身不是观点，你得把事实撮合起来，然后你得去分析才能得出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实际上要比事实本身更重要。
我也可以接受这种批评，没关系。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政府储蓄率增加，公司储蓄率增加，居民储蓄率没有增加，在巴西我们都看到了，巴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完全是一样的。
这种灵活性为创新性地勤奋工作的企业家创业和企业扩张提供机会，这样就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地去除无效的、无用的国有部门。即使是用GDP来衡量，一直到2001年的时候，人均GDP增长的速度也没有超过1980年代。
